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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绍兴日报】换得万顷碧波来——绍兴“五水共治”三年工作回眸

日期:2016-11-28 15:43 浏览次数: 字号:[ ]

  首席记者 裴金红

  尽我越人之力,换我碧波万顷。
  站在今天的高度,回望三年前的绍兴,难以想象:治水已经从当初一个“自上而下”的政府行为,变成一场越地儿女全民参与的自觉。三年时间,深植于心的“吾爱吾水”价值观认同,让绍兴完成了一个个当初认为是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,并一再刷新纪录。
  三年,绍兴实现了对924条几十年无法根治的黑臭河和垃圾河的治理,长达1499公里,接近每天一条河;三年,绍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78.6%,提高了整整36.1%,还建立起覆盖全市范围每条河道的市、县、镇、村四级河长体系,光河长就有5120名;三年,绍兴整治淘汰“低小散”企业17131家,占三年目标的230%……
  在“五水共治”的大潮中,“绍兴速度”、“绍兴模式”、“绍兴经验”一个个冒了出来,令外界印象深刻,让绍兴声名远播。
  如果说,2013年10月,绍兴市委市政府作出的“重构绍兴产业、重建绍兴水城”战略决策,宣告了绍兴新时代治水元年的到来,那么,随后开启的这场治水持久战,恰似一场“生态革命”,丰富多彩而又波澜壮阔,它将绍兴带入到“五水共治”全面深化的新阶段。
  这场革命调动了党委政府的魄力和决心,激活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热情,推动了绍兴在自然环境保护、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管理方式上的全方位转型。这种“全民共治”的巨大力量,让刚刚夺得“大禹鼎”的绍兴对翻篇归零再前行充满信心。
  城水共治中见证“绍兴速度”
  当一场声势浩大的治水工程启动,我们该从哪里入手?能否回答好这个问题,考验着党委政府的能力。绍兴找到的思路是“重构绍兴产业、重建绍兴水城”,不是为治水而治水,要让产业和水形成良性互动。
  在绍兴,工业企业偷排漏排,一向被视为是绍兴水质污染的头号敌人。
  于是,从2013年起,一场针对印染、造纸、制革、化工“四大行业”和“低小散”块状行业的整治提升行动全面启动,“关停并转”四个字是这些高污染企业必须接受的命运。更严厉的措施出现在今年。年初,绍兴启动了号称“史上最严厉”的印染、化工行业整治,一大批排放不能达标的企业应声倒下。
  这种“刮骨疗毒”式的行业整治,在短时间内让绍兴的环境承载负担迅速减轻。
  据统计,2015年,绍兴全面完成“四大行业”671家重点企业整治提升,全市主要水污染负荷(化学需氧量、氨氮)在2010年基础上减少30%以上。今年1~10月,绍兴印染企业停产整治105家,占绍兴印染企业总数的31.3%,废水排放总量同比下降13.4%。“这对绍兴水质改善,是一个极大的贡献。”市经信委主任黄坚说。
  城水共治的另一道坎是生活污水的治理,这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习惯。遥想2014年初,绍兴四套班子领导为破解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难题,带头捐款,全社会很快形成一股捐款热潮,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更是捐款1000万元。在之后的生活污水治理中,各地乡镇干部一遍遍深入基层实地踏看,苦思治污良计,方案确定后,村干部和党员又挨家挨户到村民家中做工作,星夜奔忙。
  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三年过去了,10月底,绍兴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1704个,受益农户69万户,是三年计划1674个村、55.5万户的101.8%和124%。2014、2015年绍兴治理村竣工验收率、行政村移交率、终端设施移交率均为100%,进度全省第一。
  全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也迎头赶上。三年时间,绍兴累计新增城镇污水配套管网878公里,完成三年目标任务的166%,实现所有重点污染企业的污水排放全纳管。全市79个镇均已实现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,污水处理厂全部执行一级A标准。
  在城水共治的大背景下,“绍兴速度”的最好见证,无疑是今年的清淤行动。
  2月23日,绍兴市委市政府召开视频会议,拉开了2016年清淤行动的大幕,1500万立方米的任务,相当于前三年全市清淤量的总和,这让与会地方干部都感到“压力山大”,然而事后的进度远远超出了想象。7月底,我市1594个河湖库塘便完成清淤1649万立方米,提前超额完成任务。10月底,全市累计完成河道清淤(污)3022万立方米,达到任务量的两倍以上。
  “‘绍兴速度’,体现的是我市干部群众持续治水的决心和态度,是一种毫不松懈敢于超越的工作状态。”市水城办常务副主任张校军说。
  制度化治水形成“绍兴现象”
  然而,不管是怎样的决心和态度,治水效果要实现最大化,更重要的还是通过各种制度来巩固,形成长效。三年下来,绍兴在制度化治水上已经形成了引起全国关注的“绍兴现象”。
  今年,绍兴在治水上最大的制度突破,无疑是《绍兴市水资源保护条例》的出台和实施。这是绍兴获得地方立法权后率先出台的两部法规之一,对绍兴的治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“它将成为绍兴今后相当长时间内,各种治水制度设立的出发点和依据,是绍兴治水的底气所在。”参与绍兴立法的专家、省社科院法学所唐明良博士这样评价说。
  其实,早在2013年“治水元年”开始,绍兴便一直寄希望于通过各种好制度,来实现治水的常态化和长效化。这其中,最典型的无疑是河长制。
  经过三年的发展,绍兴“河长制”已经成熟,全市所有河道被5120名河长“承包”,每条河都设公示牌,统一公示河道名称、河道长度、河长姓名、职务、联系电话等信息。今年“河长制”开始实施流域化配置,市主要领导和市委常委领衔担任治理管护难度最大河道的市级河长,原先的35条市级河道调整为25个流域(片区)65条,创新设立鉴湖上游和古城及下游河道“总河长”,推进上下游、左右岸协同治水,扩大治理成果。
  覆盖全市范围的“河长制”APP移动巡查终端系统,更让河长巡河实现了电子化,不但可以实现对河长巡河的监管,还能及时发现问题、处理问题,大大提高巡河效率。用这种方式治水,曾让前来取经的省内外考察团赞不绝口。
  治水需要真督实考。为调动河长们的治水积极性,《绍兴市水质考核制度》应运而生。这一制度设立2.5亿元专项考核基金,让曹娥江流域、绍虞平原区域和浦阳江流域三个区域进行竞赛。年底对三个考核区域的断面水质进行考核评分,真正做到以水质论英雄。
  为将责任落实到人,绍兴今年还制定了“五水共治”责任追究办法,倒逼各级各部门紧绷治水这根弦。今年全市已有87家单位和319名党员干部因治水不力受到不同程度处分。
  在执法环节,绍兴始终以“水环境监管执法最严格城市”要求自己,今年还形成了“五个一律”的经验,即:对违法“钉子户”一律实施强拆,对不构成犯罪的一律从重实施经济处罚,对构成犯罪的一律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,利用职权干预、阻碍水环境监管执法的党员、干部一律移交纪检监察部门依法依纪追究责任,对社会影响面大、群众关注度高、对水环境影响较大的典型违法违规的人和事一律在新闻媒体曝光。
  这一做法得到了省委书记夏宝龙的批示肯定。
  全民治水涌现出“绍兴样本”
  任何一场革命,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,都将是失败的或者是不彻底的。治水这场“生态革命”也是如此。绍兴的成功之处在于,它通过各种良好的制度调动了人民群众治水的热情,并触发了民众的智慧,形成一种共识。
  在柯桥区华舍街道华墟居委会,村支书宋建华通过“隔油池+活性炭”的方法,在这个即将拆迁的城中村中进行生活污水治理,结果只花了2万元就实现了原本计划要600万元才能达到的治污效果。现在村河里鱼虾成群,早先的劣五类水被三类水替代。
  在上虞丰惠镇西湖村,一个村子治污水用了“七种武器”,从德国进口技术到村民自己研究的土方法,怎样适合怎样用。在嵊州市仙岩镇,人们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治水考核方式——“下游考核上游”,上游乡镇(街道)的垃圾、污水流到下游,下游乡镇(街道)逐次监督告知,年终还给上游打分。
  “这些创造性的做法,既经济又实用,在治水过程中层出不穷。”张校军说,这些灵感的火花之所以能迸发出来,是因为治水的氛围深入人心,整个社会从政府部门到人民群众形成了广泛共识并充分参与,大家已经将治水当做自己的分内之事。
  从“五水共治,人人有责”到“五水共治,我的责任”,这是三年来绍兴治水带来的最大转变和最大收获,因为它证明了绍兴治水不只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,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社会运动。在这场运动中,社会各界、男女老幼都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。
  正是因为这一点,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“绍兴样本”:在柯桥区平水镇,一位83岁的老人俞倩芸,靠着黑板、粗瓷碗、自制的垃圾打捞网三件“治水法宝”,守护着村口的荷花塘,如今这已变成了全村人的习惯;在新昌县小将镇,数十位企业家自掏腰包认养河道,现在这一模式在新昌乃至全市推广;在嵊州市下王镇,46个留守妇女组成的“村嫂志愿服务队”主动护河,如今已发展成全市上下2000多支巾帼护水队,志愿者达到了2万多名。
  就在上个月,在“全民护水月”活动中,全市各地各部门都开展了不同规模的护水活动,有近30万名党员干部参加了治水大走访活动,其中乡镇(街道)、村(社区)等基层党员干部21万人左右。
  “治水集合了全民的热情和智慧,全市上下一条心,这正是绍兴能夺得大禹鼎的最根本的原因。”张校军说,眼下绍兴轰轰烈烈的治水运动仍在士气高昂地进行中,一种“全民参与、共建共享”的良好治水格局已经形成,“这让我们对再夺大禹鼎充满信心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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